四，人文风范
天马山庄的青砖小院，陈炽的居留岁月极其短暂。事实上，陈炽京城为官之后，只是为父丁忧、母亲肿病、为母奉讳三次回乡，第四次回到天马山庄，已是英魂归来。陈炽1900年在京城英年早逝，由于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烽烟阻隔，直到1903年家乡亲人才到北京扶棺归葬。传说陈炽在家乡的葬礼异常隆重，扶棺归来时梅江上36只船列阵而回，并分葬三处。此后百年，天马山庄及其陈炽族人历尽时代沧桑。虽然弟弟陈焘及其子孙陈育埰、陈英锷、陈英钊一度置身国民党阵营，但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梅江人物的正义品格，直至2022年健在的陈贤泽则入了党，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综而观之，天马山庄所留存的人文底蕴非常丰富，正向的精神财富值得挖掘和传播。
首先，是爱国爱乡。陈炽在天马山庄苦读，“少小富文史，六艺资藻缋。弱冠读阴符，论议绝时辈。”他外出求取功名，“亦或蹈危机，拔剑慷以慨。一死谢知己，大义炳千载。”（《绍古辞》）但晚清的特殊时代背景，让这个赣南的天才少年追求功名不只是以前文士的那种忠君，而更多了爱国的成分。易堂九子继承了顾炎武的观念，认为“亡国”和“天下”不同，清朝替代明朝即为“亡天下”。但晚清时势证明，“民族国家”是天下与国当共存，西方列强的殖民，才是真正的“亡天下”。
陈炽的爱国，首先表现在民族信心。如前所述，陈炽的时代已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天下不再是朝廷和皇家，而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晚清时期，国门大开，中华沦落，要言“爱国”素为不易，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分化。“六十年来，万国通商，当代才贤竞言洋务，而持正守旧之士，又复深闭固拒。”（《庸书》自叙）。就是说，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有的人否定中华文明，要求全盘西化，有的人完全封闭自大。前者认定西方是救世主，就像改革开放后的“河觞”论者和当下国内一些媚外“精英”，在对晚清历史分析时认为西方侵略也是在救中国，中国人应当要“感恩”。而后者认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仍然是天子之朝，是文明的中心。陈炽的爱国是理性的，不是盲目排外，也不是盲目自大。他认真学习西方文化，同时结合儒家文化的积淀，深入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异同和优劣。陈炽的爱国情怀首先为对天下形势的新分析，并且能够从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中看到危机，看到生机。陈炽认识到，“中国自经秦火，《周礼》之《冬官》既逸，《大学》之格致无传，图籍就湮，持论多过高之弊，因循简陋，二氏承之，安常守经，不能达变，积贫积弱，其势遂成”。而“泰西诸国”由于文化上的弱点，“即强盛于一时，终不可以持久也”。他大胆预言，“古今虽远，天壤虽宽，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这种民族自信，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坚持“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内容。
陈炽的爱国，同时表现责任意识。陈炽看到，天下隐约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势，将来可能走向“无古今，无中外”的“大同”。但作为当下正饱受欺凌的中国人，不能超然地觉得就是“世界公民”了，挽救民族，解决贫弱，还是当务之急。陈炽是最先提出“中华民族”观念的思想先驱，陈炽的爱国表现在对民族英雄的崇敬，尤其是近世之人比如林则除。而在1888年的《送长少庚都统之伊犁》一诗中，他对于经略新疆、巩固边防的长庚将军充满敬佩：“万里天山北，经营阅累朝。谁令重险失，近喜寇氛消。蚕食行将尽，豚亡或可招。大秦今接壤，毋谓海西遥（原注：哈萨克三部全为俄人所有，勘界诸公之咎也。惟役繁赋重，哈人不能堪之，常有举家逸入内地者，俄亦不能究诘云）。西面论疆寄，新推定远侯。山川同聚米，烽火慎防秋（君往来伊塔三十年，指画山河形势甚悉）。廉蔺交应密（谓毅齐中丞），甘陈迹可求。玉关春草长，行矣迓鸣驺。”陈炽挽救天下、爱国救国的情怀，异常浓烈。他在1896年给朋友文廷式的信中，记录了跟康有为等友人相谈救国的动人场景：“弟去岁入都之日，狂风猛雨，天黑如磐。安徽馆之局，与长素等三人促膝深谈，几以长歌当哭。我曹进退，断关家国安危。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海内人豪，于今有几？惟吾弟与木斋等数人，可以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耳”。这种“舍我其谁”的意气，正是他拳拳爱国之心的显露。一切言行立足于救国，而不是叛国、媚外，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有启迪。
陈炽的爱国，还体现于救国行动。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亡之际，爱国不能只停留于口号，而应该见诸行动。陈炽改名陈次亮（陈同父），正是步武爱国志士，也被朋友易顺鼎称为“当代陈同父”（《寄怀陈次亮户部，即和其赠别诗韵》）。陈炽有补天之志，更有补天之才。他著书翻译，组织强学会，跟康有为一道上书朝庭极言变革大计。为了救国，陈炽一边忙公务，一边耗费心血研究西方和国事。正如黄遵宪《怀陈次亮》一诗所写：“天竺新茶日本丝，中原争利渐难支；相期共炼补天石，一借丸泥塞漏卮。”陈炽才志相称，知行合一。他深入研究了西方科技革命和日本维新运动，隐隐感知政治与经济互为渊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左右着世界发展。他继承史记《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吸收了南宋陈亮《中兴五论》和北宋思想家李觏《富国策》的观点，知道救国必须为民生利、为国生财，富国就要组织好生产。他熟稔户都财赋，认识到“商战重于兵战”，不能为了军工偏废民生，一对中国农、工、矿、商的弱势详加分析，并提出改进策略，以塞国家漏卮。他指出西方列强军事侵略的最终目的是经济侵略。他分析天下大势，写下系列国际时评，对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有充分认识，《俄人国势酷似强秦论》《美德宜力保大局说》《英日宜竭力保中说》，揭露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指出美国的本性是“别处一洲，国势安如磐石，君民倡自主之说，欲胥天下而从之”的阴谋，为了运售军火获得自身利益，专门在西方列强的矛盾之中左右操弄，“黠矣美国也”，“美利坚者，天下之黠人也”，对于今天的世界还有警示作用。
正是胸怀天下的爱民情怀，联系到他题写的“天马山庄”，我们不能简单地按他家乡的传说来理解，即“自为‘天马’，行空万里，驰骋环宇。陈炽取此屋名意在祈望子孙后代都能走出山村在外大展宏图，荣宗耀祖。”走出山村、荣宗耀祖之谓，显然矮化了陈炽的心志。究其内心，陈炽以李白为榜样，不但有“长歌自足空千古，大海回波紫电光”（《效遗山论诗绝句十首》）的才华，而且有澄清环宇、挽救天下的壮志。天马，是《昭明文选》（卷三十五）所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它“天骥之骏，逸态超越”，上天入地，神游四方，“斯盖天下之俊乘，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这里“天马”是无关人间的。汉武帝刘彻也曾多次寻找天马，并写了三首《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这里的天马，是人间之马，事关家国。但最为贴近陈炽的还是李白的《天马歌》，不但塑造了天马上天入地的身世，而且书写了用世无门、沦落人间的境遇：“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的《哭祭军机陈次亮郎中》长诗，正是另一个版本的《天马歌》，概括了陈炽飞天补天之志和沦落泥淖的困境。
另据陈炽传说“天马山庄的来由”显示，陈炽1892年返乡丁忧之时，经过于都银坑的天马山寺，进香时方丈揭示陈炽“前世”为天马山寺的管账小和尚，陈炽听信了前世之说，回乡时正好在建筑门楼，就据以命名山庄。另据陈贤泽老人介绍，天马山庄土屋正对的山峰苍郁原始、高峻肃穆，即名为“天子峰”。陈炽眺望天子峰，命名山庄为“天马山庄”，自然情有可原。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爱国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底色，也决定了他在晚清的所作所为以及历史地位。“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不幸的是，陈炽维新变法的梦想破灭，也跟李白一样成为悲剧的天马。同时，陈炽还有热爱家乡的一片热忱。他早年受益于家乡的启堂文社，进学于瑞金县城，考学成功后在县城跟友人一起发起了助学机构“宾兴会”，帮助瑞金学子解决求学的经济之困，希望地方多出人才济世救民。
其次，是公忠直谅。陈炽在《庸书》自叙中说，“所望于当世公忠直谅读书明理之君子，去其矜情及其骄气，各竭其耳目心思之用，识大识小，博通今古，总持全局，以宏其志业而定厥指归，则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无人无我，一以贯之耳。”公忠直谅，就是有公心，讲诚信，这是陈炽寄予希望的社会人格，也是天马山庄陈家几代人的处世范式。
陈三立为陈炽父亲所写的《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正是“公忠直谅”的君子塑像。陈斌虽然没正式担任官职，但因其为人“廉公好义，善平纷难”，又“旁通医术”而名声远扬。当时瑞金县由于地处偏远，土瘠民贫，民风“尚桀悍”，“仇杀械斗，日月有闻”。这种情形令地方官也头痛不已。而陈斌所居的瑞林乡，十八记姓而起的“启堂文社”不但起了文化教育作用，还起了平息纠纷作用，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都得益于智乡推举的公正乡绅。陈斌正是这样的乡绅。他自言“穷老无所施于世，颇以自娱，脱吾汶汶之耻而已”，可见他非常注重清誉，以污浊不洁为耻，为此他“渐摩德让”，以致“终君之世，无冤结巨狱”。邻近乡人感到非常惊讶，纷纷拥集到瑞林乡，“争归服焉”。他有造福乡邻的公心，四处为乡邻治病救人，“晚岁退闲，闵物观化，四方造诊，盈接门闾，所起活无算”。
陈炽自不待言，继承了他父亲陈斌的正直人格。陈炽提出“公忠直谅”，就是看出晚清之际，如果人人都没有公心、溺于私利，则易导致民族危亡，无法有效组织生产，走上富国之路。陈炽肯定正当私利，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动力，但又倡议公心公明，认为这是富国之策。开办公司增强商力，发行股票集中财力，官商合力开矿修路，无不需要公心之人。无公心无以言变法，也无法推进改革。陈炽写作《续富国策》，“为华民广一分生计，即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闾阎开一分利源，即为国家多一分赋税；为中国增一分物业，即为外国减一分利权。此伊古圣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大道也。天生民而立之君，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养民之道，富国之源，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矣”。执政者为民，公司者为民，为民者向公，只有人人为公、君臣尽公，才能增强中国共同的福利，壮大人们正当的“私利”。
笔者还对陈炽后人的历史命运进行了考察，也时时可见“公忠直谅”的先祖遗风。陈炽生四女，两女嫁到县城，两个夭折。陈焘先后四娶，生儿子六个，女儿三个。第二个弟弟陈烈1870年十岁时去世。为此，陈家后代其实最主要是陈焘儿孙。陈焘考取拔贡之后，主要是当经办事务的吏，而非行政的官。他先后做过江南制造局的差遣员，做过五年吴淞江海关督征收员，清朝推行新政后，当选过江西咨议局议员。民国时期，又当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第一届省议会议员，第二届国会选举当选众议院众议员。曾任参议院秘书厅秘书、江西省全省自治筹备处参议，此时陈焘寄居南昌新巷52号，但从政事迹、殁去之年皆无有记载（1922年领修陈氏十一修族谱时尚在）。其后人在家乡瑞林的经历，倒是留下一份文字资料，收藏在小镇的文化站。
资料中有一份陈英锷自述，介绍了国民党时期瑞林乡的政权状况。1935年瑞林又成白区，还乡团席卷而来，赖名海为瑞林区长，谢恩荃为联保主任。这个区的管辖范围在古代叫智乡，包括瑞林、丁陂、下坝、冈面、渡头等五个乡，陈焘长子陈育埰即为该区瑞林乡的乡长，红军来后逃南昌，1935回乡病逝，后即由侄子陈英钊接任。据民间传说，区长赖名海虽然身为区长，但经常照顾小姓之人，每有抓丁即会叮嘱祖父小心。有一户人家有八个儿子，抓丁时赖名海就不顾同宗，主张要从他家抽丁方为公道。由于得罪不少宗族中一些大户人家，解放后这名国民党区长被同宗告发，累结罪名而被新政权处决。同样，陈英锷、陈英钊均当过乡长。直到解放，该区共有国民党员14名，陈英钊曾任过书记。传说解放后陈英钊带枪逃入山中，为此被新政权包围抓捕处决（族谱载陈英钊殁于1942年，与民间传说不符，疑为1952年）。
但据陈贤泽老人说，陈英钊虽为国民党乡长，但并无血债，只是担心新政权习惯性的阶级斗争，而家族中也有先例。由于自身恐惧，走上了逃山对抗的道路，造成不幸。事实上同样当过乡长的陈英锷即活到1999年。在当时的瑞林，横背陈家可谓当地强势人家，“横背”在梅江边亦素有声名。家乡人只知有陈家谣，不知陈炽，正如只知道有横背，不知道有天马山庄，即为其证。有一个事实可以看出，梅江边的乡长、区长一定程度是维护地方秩序、反对强权贪腐的。据陈英锷交待，解放前夕瑞金成立参议员，瑞林乡也如陈炽《庸书》中所倡导“公举乡官”，成立了乡民代表会，以监督外派官员在地方作为。果然，区乡设立了警察分局，局长由上级外派。一个叫刘永年的湖南人任局长，由于贪污渎职，被参议员陈英锷检举揭发，判处三年徒刑。由此可见，陈炽倡议的乡官和“绅权”治理起了一定作用。而陈英锷的公忠直谅也可见一斑。
在梅江边的红白拉剧中，陈家受到剧烈冲击。阶级的对立对天马山庄的影响尤为深重。据族谱载，其时非正常死亡即有陈英钰（1934年）、陈英钫（1933年）。据陈贤泽老人回忆，红军来后其祖父陈育埰（1984-1935）即逃往南昌，直到还乡团回来。陈英钰即为陈贤泽父亲，仰华书院高小毕业，后来成为木匠，母亲在小镇卖油糕，两人均成为普通的劳动者。由于天马山庄的显赫存在，容易把陈家都视为阶级敌人。苏维埃部分干部执行过左政策，把正在上坪村做木匠的陈英钰抓了起来，押到瑞林小镇圩尾河滩处决，幸亏半路上三岁的陈贤泽被上长洲乡民何喜翠趁夜色抱走隐藏，同村范奶奶得知后特意挪着小足走了六里路赶到小镇抱回，其出生不久的弟弟则遇难。陈贤泽被范奶奶藏了三个月才敢露面，半年后陈家族人找回，在水口黄柏叔伯家养了一年。
尽管有着这样一段身世，陈贤泽解放后阶级成分不再是地主，并在1949年参加了解放军。他至今记得当年的部队番号是344师183团2营3连。他参加过宁都翠微峰肃匪和解放海南的战争，随后入朝作战，打过阴山、摩天岭、上甘岭，冲到了三八线。他当过步兵，炮兵，侦察兵，腿负过伤，直到1958年朝鲜回国，转业到瑞林最早的国营企业——林业公司，在林场当了十年的伐木工人。他清楚地记得1951年5月入党，可惜转后组织关系没有转回，至今还想重新入党。时隔半个世纪，他的养女带来口信，说抱养他的救命恩人范奶奶就在她夫家邻村，非常想念他，陈贤泽于是提了两斤猪肉、果子前往探望，听范奶奶讲述自己被救的往事。可见，公忠直谅的文明基因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
志愿军老兵陈贤泽的身世，与维新志士陈炽的身世，形成鲜明比照，这也是天马山庄最有意味的人文烙印。陈炽在宁都翠微峰留连山水缅怀易堂九子之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后人还会参加解放翠微峰的战斗，更无从想象后人会踏上朝鲜国土。陈炽在《庸书》中专章写到朝鲜，认识到朝鲜的屏障作用极其重要，并就朝鲜“巨文岛”事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在历史的风云中，天马山庄走得最远的，还是陈炽的亲血脉。据陈贤泽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瑞林小镇上有个初中老师称看到一份青年报，载有一份来自日本的寻亲消息，所写的地址就是天马山庄所在的横背。据传陈炽有一个史姓之妾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男孩去了日本。得到讯息之后，陈英鄂第二天特意从山村去往小镇，到学校查看报纸，可惜报纸已被毁，从此音讯永隔。此事在陈英锷书信（1991年5月15日）跟曹春荣先生亦有谈及：“惟陈炽妾史氏，复查族谱详载有妾史氏一节，而你的杰作则道其反、没有史氏的记载。又查88（指1988年）中国青年报披露，陈炽妾史氏，后被那拉氏发觉，陈炽是维新志士，暗中加害，如是史氏亡命日本。与扶柩回籍的陈育勋语言吻合，同时与青年报披露的也有相符合之处。因此我认为确有此事。”
当然，天马山庄在后世还经历了不少劫波。解放后土地改革，天马山庄被没收成为公产，于是住进了各姓村民。青砖小院成为知青的家、水口敬老院，知青一直居住到199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陈贤泽亲眼看到村民想损毁青砖小院，却无法劝阻。所幸天马山庄墙体最终未遭拆毁，只是陈炽题字的石匾拆了下来，成为路上的桥板，直到改革开放后门楼重建才重新竖起。笔者考察时看到，小院无论是大厅还是小巷的门坎，均有深深的凹槽，这是普通村民砍削竹木留下的生活痕迹。如今，天马山庄建起了众多砖房，青砖小院更加孤单而执著，像一叶风帆停泊在山谷，见证着人间的百年岁月。
再次，是清正廉洁。在天马山庄建起青砖小院，在北京为强学会慷慨捐银二百，在县城捐钱筹资倡办宾兴会，这种种举动让人以为陈炽当上京官之后非常富裕。现实是哪个朝代都是清官无钱，正如《老残游记》开篇所说，“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拗，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陈炽父亲当初跟老残一样，“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否则不会只是做一栋土屋。解决生计与报效社会之间的矛盾，在陈炽身上也是颇有纠结的。陈炽的家世决定了他求取功名有着稻梁谋的成分，正如他的《初别家作》：“欲别翻成喜，饥驱不自繇。朝寒留短鬓，春雪上征裘。远道应牵梦，清吟未抵愁。高飞鸿雁影，何处稻粱谋？”陈炽当然希望考学当官能解决生计，但不是把当官当作发财的途径。事实上，晚清的张之洞等总督，握有实权，图名图利，名利双收，这是科考之人走向官场的普遍志向，为此陈炽的清正廉洁殊为难得。
陈炽跟易堂九子不同，陈炽没有魏禧那样富甲宁都州城的家世。天马山庄建房之后，陈斌自己苦读了十年，陈炽也苦读了六年，才一起参加乡试或朝考。京官之后陈炽又游历沿海、无有生计接着又是乡试备考。可想而知，陈炽家族并不富裕。特别开基初始十余年，父子兄弟苦读阶段，支撑他们三人的经济很大可能是启堂文社的“花红”，即获得乡里助学机构的资助。据资料介绍，智乡启堂文社起始于明朝。当时士子们到赣州考试，受到歧视之后，回乡就联合成立文社。后来文社兼有助学和会课功能，同时还有调解纠纷作用。直至解放前夕共有十八房姓，文会捐谷以某姓某公堂为单位缴纳。文会既以聚集诸姓子弟“会晤一堂，以启发文教”为初衷，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召集子弟延请名师以课其业。会课结束，对名列前五名的童生、名列前三名的“已进者”，给予花红四百文至二千文；对15岁以下能背五经无遗者，生童能讲解五经无误者，给以赏钱二千文。此外，还给获取不同文武功名、官职（阶）的士子以花红，给应乡试、会试者以舟资。同时，祭圣大典上，科甲及出仕暨品级高等，及学者、禀、增、附生这些“学而优”者，行毕大礼就可领得一份名为胙钱的礼金。有此助学奖学的基金，陈炽一家据例能收到的“花红”可谓不少。
而建起青砖小院，既有陈斌从医和从教所得，也有陈炽官俸收入。但胸怀决定了境界，把国家放在心里，家业就有时顾不上。陈炽在《庸书》里讲到了“养廉”，分析了清朝官员的薪水等级，据称维持基本生活都有些困难，这也是官吏们走向腐败的一个因素，即制度性腐败。英人贝思福《保华全书》中揭示，清朝官员“无论哪个级别的官员，薪水都低得可怜。他们为了谋取官位，经常会向银行或朋友借一笔‘佣金’。结果就是，官员会在他的任期内尽力捞钱，以偿还‘佣金’。”如此一来，对于寒门出身的官员，接受礼赠甚至纳贿捞钱，成为摆脱贫困的无奈之举或工作动力，这已是官场习见之事。陈炽编在户部，做着财经类的活，而又考进了军机处，进入国家政权的中枢机关。兼职的工作自然特别忙，幸亏这种兼职成就了他思想家的视野，给了他丰富的现实素材，和关注国运的机缘。他为此熟悉了王朝的运转，看出了国家机器存在的问题：机构得改革，工薪得增加，贪腐得清除，生计得调整，民族得同心……为此，他在书稿里大声疾呼。但在改革之前，他除了尽心尽职，并没有苦心钻营弄点灰色收入。他只能给朋友写写信，诉说自己在北京“家贫母病”。这就是“天马山庄”的气节。父子三人为官，但仍然只能建起一栋青砖小院，实在是由于他们着意保持清廉之风。
陈炽在京城的居住之所，目前资料显示有三，一是贾家胡同的瑶林馆，一是宫城驾部，一是西珠市口的赣宁新馆。同僚端木埰1890年写有《喜迁莺•题陈次亮驾部新居》：“炎曦方酷，喜款径到来，凉生庭绿。石瘦皴云，林深障日，一径翠阴成幄。小轩凈无尘事，风颭帘痕如榖。坐对久，觉清光浣尽，俗尘千斛。清福堪健羡，此地寄居，大好添松竹。碧润茶香，青涵墨彩，领取天机清淑。倦来北窗高臥，梦破凉蟾莹玉。旧棲讬，巢痕宛在，结邻重卜。”陈炽是军机处的汉族章京，而满族章京中有个驾部的同事惠梦卜，于是他就在负责交通的驾部里安了个家，但这极可能只是租住，就像他在赣宁会馆家室一样。陈炽建起天马山庄后回京就搬到会馆，不再租住私宅。
陈炽就像梅江边的竹子，依然在京城保持节气。但这竹子，决不是观赏之用，而是济世之用。几年后，陈炽在京城的家居里又写下《续富国策》。在《种竹造纸说》一章，他再次赞美竹子：“卓哉此君，虚心劲节，发生最速，寒暑不凋，秀绝楩楠，声出金石，乃至伶伦合乐，箫管同音，弧矢张威，东南尽美。兼资文武，妙解刚柔，气备四时，功在万世。五千年来，昆仑钟毓，灵光秀采，毕露于斯，白云黄竹之谣，若为我黄种真人写照也者。”他为此想起家乡的竹子，想起了宁都朋友李啸峰、魏菘园，两个金精洞的书生变成造纸的企业家，他希望参用西方的机械，让竹子成为致富的产业。
可惜，陈炽没能像家乡的朋友一样，还乡种竹造纸摆脱贫困。有人说，变法失败之后，陈炽灯前酒下抑郁而亡，这是精神的困境。真正让他无以回乡、无法延续生命的，其实是贫病，那是物质的困境。
陈炽南人不习北土，加上北方沙尘暴天气，陈炽多次在跟友人的信中说到病况和贫困：“弟至京十余日，因途中感受风湿，右臂大痛，殊不可堪，服药亦苦无速效。觅一善针灸者针之，始渐愈。”特别厉害的，还是他的头痛、颠狂等症状的精神疾病，1895年跟康有为见面时以手摩首自言“头痛”，应是初发——奇怪的是，康有为早在1885年也得过同样的头痛病，后意外遇西医之书自学而得治，这些为家国之事、前途之事烧脑的人当然是同病相怜。1897年时“得心疾，奉其母来迫其母去，颠倒昏愦”，病已严重。1898年上书当道，“勿售，遂中狂病，几死”，更是全面发作。随病而来的，是他的贫困。他1897年致盛宣怀的信中写到，“现在家贫亲病，饔飧不给，无可为生。如补署可望到班，仍求格外培植，否则无论何等差使，亦求量派一事，以济涸鱼。”这里疑似替弟弟陈焘向朋友求职，以解家庭之困。1896后，他在信中说，“明岁无论如何，乞一郡以给甘旨”，同时打听汪康年报馆中“能否添用写字人否”。这说明，陈炽也打算改变一下贫困命运，就是放任到地方做知府一类实权官员。陈炽改变命运的愿望差一点点就要实现了。1897年，陈炽因为参与篡修有功，做到“户都候补郎中”的陈炽，可以“均著俟得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得道员后加二品衔”。就是说，他有希望做知府，做道员，得到二品官阶。但是百日维新的失败，改变了这一切。
陈炽可称之为“维新志士”，但称之为“戊戌巨子”并不妥当，事实上他并未参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是慈禧故意放纵和主导的一场政治悲剧。她设计好了一切又让光绪表演，最后从容收场。调整官员、消弱光绪是政变第一步，最先开刀的是陈炽的朋友、维新官员文廷式，接着变法第四天又撤换了光绪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陈炽为此失势，沧为“局外人”，却也因此得以脱祸保命，不像谭嗣同等“新军机四卿”，在政变中遭受毁灭性打击。变法大行之行，陈炽早就看出了结局。1898年，有一次他和朋友游宴江亭，感叹说，“如此好江山，使之奠如磐石者，谁也？”他赞同朋友的看法，觉得变法“不久即败耳”。他跟康有为聊天时也讲到后宫势力强大，为此“宵旦忧吕武”，预言“当有房州变”，“圣上濒危废”，康有为原有怀疑，及至败逃才相信陈炽的先见之明。只是他的生计从此陷入了困境，无法摆脱。
清廉导致贫困，这是晚清社会的命运逻辑。康有为在《哭祭军机陈次亮郎中》时说，“十年直中枢，津要颇得位。一朝泣枯鱼，长贫无归计。”陈炽身居中枢而贫病无计，这就是连康有为也极为感叹的人生终点。同样，好友陈三立也在《陈次亮户部以去岁五月卒于京师，追哭一首》中为陈炽贫病而逝感到悲愤：“亘古伤心賸不归，谁怜此士死长饥”。
此外，是孝悌友爱。在陈三立的《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中，即塑造了一个孝子形象：“初，父病风痹，久卧床箦，营权方剂，精枯魄挫，以是羸非人，医亦锐进。晚岁退闲，闵物观化，四方造诊，盈接门闾，所起活无算……”陈炽父亲在天马山庄照顾卧床老人时间长，用心苦，不但久病床前有孝子，而且居然还成了良医。同样，陈炽是也个孝子，丁忧回乡，母病请假，接母亲到北京居住。而陈炽跟弟弟的手足之情，也同样有诗为证。在《豫章与舍弟别》写道：“思劳之竹，生有骈枝；陇头流水，分离无时。昔俱垂髫，督尔勤惰；挞之不怨，曰兄爱我。雪屋深镫，伊吾对读；心魄相感，岂曰手足。鸿雁之影，乘春远飞；赖尔承志，亲颜悦怡。尔躯孱瘦，亦复多病；药饵稍间，益勤温清。同兹罔极，俾尔独劳；骨月衔感，宁唯漆胶。”毫无疑问，陈炽是天马，大多数时间游历在外或就职京城，尽孝父亲的职责就落在了弟弟陈焘肩上。两个儿子，一个为国，一个为家。由于陈炽用心国事，为此无有多大产业，自己的家室及双亲大人、弟弟一家，都只能留在天马山庄。
天马山庄的孝悌之风，源于家族久远的传统。据《白溪陈氏祠堂记》，陈炽家族一直非常重视礼教。“明自孝宗后，太平百余年，生齿日繁，族大者至数千人，次数百人。风俗淳美，民敦本行，郡邑乡落之间，往往各建一祠以祀其先，相与讲乡约，其中彬彬乎礼教称盛矣！瑞之智乡白溪陈氏，其著姓也。白溪与宁接壤，当明之中叶，文教迭兴，俗尚礼让，岁时祀事，父老率子弟咸集祠中，读明高皇帝圣谕六条，子弟拱立阶下静听，无敢一人喧。终明之世，名流代出，以仁里闻于邻邑。”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加上四书五经的浸染，孝悌观念铭刻陈炽及其后人的脑子里。
《白溪陈氏十修族谱叙》同样传递着陈炽的孝悌观念。族谱载系“陈炽手迹”（亲自撰写并书写）而署父亲陈斌之名，只因陈炽远在北京，由父亲陈斌替儿子总董族事。此事本身体现着孝悌观念。在这篇序文中，陈炽不但指明“我白溪陈氏自祖宗以来，贤俊辈出，以孝弟力田为本，而以读书为善为宗，世世相传，罔敢逾越”的家族传统，而且指出中华民族孝悌人伦优于西方，肯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朝道咸之季，中外大通，华民之商旅于东西两洋者，以百万计。岁时伏腊，自行其礼，自判其类，自敬其祖宗，犁然秩然，一无淆杂。盖宗法之效如此，彼泰西诸国，虽强且富，不再传而乱，未及数世，而不自知自所由来。圣帝明王，若预知有今日之事，而为之防其微杜其渐，范围之而不过也者，此后我黄帝高阳氏之子孙，将枝分派衍、盈溢充塞于两间而永无极，盖先王先公之遗泽长矣。”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阐述人伦礼法的重要意义，成为陈炽在此谱叙中的文章主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老吾老及人之老，孝悌友爱自然会由亲人到友人。天马山庄的家风同样如此。陈炽在《陈长者墓志铭》里讲述了父亲跟乡民陈为理的友情。陈有理是邻村里坑人，“穷居贫刺，祖遗薄田，自食其力”，“性和厚朴，诚与人，无诳言”，由于两人真诚淡泊性情相通，且两家“里闬相接”，于是“欢如昆弟，几无一日不相往来，有无相通，缓急相济，盖数十年如一日云”。而天马山庄”的这种友爱之风，陈炽有所继承，在文坛上也好，在官场也好，陈炽都交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南昌诗会”的文友，比如同省同年的陈三立、文廷式，比如著书立说互相呼应的郑观应、宋育仁，比如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维新志士。陈炽诗题中列到的“交友名单”，就不下于20名。
《四子诗录》记录了陈炽跟诗人的交往及盛会。往往是朋友的朋友也成了陈炽的朋友，大家走到了一起互相唱和。最早是1874年跟《四子诗录》的编印者陶福祖在北京相识。其后1875年回乡后丰城的欧阳元斋来访。然后是陶福祖引见的勒深之。勒深之《春暮有怀陈次亮户部》写道：“故人相别今二年，寄书迟到赣江边。孤居落寞春将去，长路迷漫梦不圆。惊座何时闻快论，闭门近想富新篇。我工饮啖君应笑，转怪思君总缈绵”，可见勒深之在1881年“南昌诗会”前就认识了陈炽。看上去，官二代、诗书画均如其父知名的艺术家勒深之，俨然是个文士活动的首领。陶祖祝《四君诗》写到勒深之、程宗炽、章绶、欧阳元斋四人，可见在“南昌诗会”前他们另外有个诗人圈子。从陶祖祝《留别省旃》一诗可见，勒深之（亦名元侠、省旃）对乡党陶家三兄弟极为关照。陶福祖是1881年“南昌诗会”组织者，而勒深之俨然是发起人和东道主。勒深之在《八月二日招同王次咏、欧阳元斋、鲁甄甫、陈次亮、陈廉菽、陶浦孙稚箕昆仲、程棣华诸君集江南馆作诗纪之》如此记述：
凉飔飘荡长襟开，孤愁郁勃纷难埋。生人聚合故非偶，楚囚相对胡为哉。
我有旧藏千日酒，愿期痛饮倾升斗。世间万事鸿毛轻，曷若一杯长在手。
江南台馆秋如春，腌腌花草交鲜新。清游乍得恣遥瞩，放眼一涤尘中尘。
小罗蔬果联闲局，忘形尔女脱羁束。古惧欲结羲皇前，飞觞莫问迷阳曲。
交回互注谁宾东，拍肩挹袖标英风。消除万古不平气，豪情一往宣痴声。
鼻端出火吐光怪，猜奇论偶喧成败。鹿车㡳用说刘伶，鸿门真竟同樊哙。
诸君神王亦寡双，心咽蓊勃羞受降。以指喻指我作我，发机往复争舂撞。
酒芬澹沲烛光紫，四座纵横觉有喜。握麈借箸清言霏，翕如同调齐宫征。
王郎慷慨能高歌，鲁连倜傥才不颇。无已诗章得宗派，元龙年少神崔峩。
更有陶家好哥弟，粉质昭资美堪济。程候简穆盖可人，一枝且可窥全体。
顾我麚疏百未宜，鸟头马角长含悲。苔岑兰臭坐华映，忽令病翼生容仪。
醉来一动许身想，三时大笑天苍莽。沧海横流正此时，狂澜手挽须吾党。
剧饮茫茫非偶然，题诗聊为写缠绵。姓名不死丘山重，各把光明朗大千。
这场八月的“南昌诗会”，勒深之叫来了王次咏、欧阳元斋、鲁甄甫、陈次亮（炽）、陈廉卡、陶浦孙稚箕昆仲（福祖、福祝）、程棣华等8人，对各人均有诗句描述，写陈炽的是“无已诗章得宗派”，突出了陈炽的诗歌业绩。这些青春友人，留下大批互相酬赠之作，互赞文才，互相勉励。在陶福祝《清明日元侠邀同金老铁胡无党蒋公颇林若木金公稚程吟甫陆氏昆季游虎丘公颇即席有诗依体同作》《余因元侠得交蒋公颇欢会方新驾言将反公颇迭赠》两诗中，提到江苏文士蒋公颇、林若木、金公稚，也应该是勒深之引荐给陈炽的外省朋友，后来成为陈炽在江苏游玩时的接待者，从而也在陈炽诗题中留下了名字。只是不知道陈炽是否参加过勒深之发起的“虎丘诗会”。
陈炽跟名士李芋仙的忘年交，更是一段有意思的佳话。李芋仙是重庆忠县人，先后在江西彭泽、临川、南城、东乡做过县令，去官后隐逸上海。1884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李芋仙在《申报》发表《卧游诗》，其中写到陈炽：“情深亦使花能笑，兴在惟余酒不空，可惜此才无地用，命官磨蝎与予同”。李芋仙在诗中指认陈炽跟自己一样属于“磨蝎座”，心有抱负而人世难行。两人虽然相差35岁，但命运相同，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第二年，陈炽在《申报》上看到李芋仙为六十五岁初度自寿之作，欢喜赞叹，依韵属和，并邮奉给这位李公。这首优秀的酬答之作，再次流露了陈炽关切时世、愿续斯文的沉郁诗怀：
生才休叹不逢辰，海国长留太古春。天以斯文贻后起，谁教循吏作闲人。等身著述直追古，投老风怀莫厌贫。想见觥筹交错处，诗成击钵已三巡。
岂有朝南暮北风，思公无尽更怜公。艰难时会天何意，寥落心情我亦同。骥足腾骧风影里，狼烟迢递月华中。盈盈此水今杯勺，望断双鱼渤澥东。
可惜此公自寿作诗当年就去世（有说其1883去世，此诗可证当为1885）。陈炽奇怪李公一直未回复，为此陈炽又在诗后附注说，他不但写了这首生日诗，怀人诗也“余有和作。易五南归，携呈藻览，至今未得覆函。殷洪乔已付水滨耶？亦可怪也”。陈炽借晋代殷洪乔离开南昌不肯带信京都的典故，来跟老友开玩笑，孰知友人已无法享受他的幽默了。
此诗几十年后在南昌某报刊发，被时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厅长的周邦道抄录，后刊在瑞金旅台同乡会编印的《瑞金文献》创刊号（1974年12月25日出版）。周邦道作为瑞金后起的大才，对陈炽当然惺惺相惜。“天以斯文贻后起，谁教循吏作闲人。等身著述直追古，投老风怀莫厌贫”，“艰难时会天何意，寥落心情我亦同。骥足腾骧风影里，狼烟迢递月华中”，这些陈炽无意为李芋仙写下的“悼词”，当然也同样适用于“民国状元”周邦道对乡贤陈炽的追怀。
纵观其生，陈炽喜欢交接朋友，而且与人友善。陈炽在北京的瑶林馆家中，也时常邀集好友聚会，勒深之就曾经到场，比如1886年夏天。这次集会上，陈炽邀请一位叫王伯恭的朋友到京师游玩，王伯恭因循未往，陈炽又派专车去天津迎接，在贾家胡同的瑶林馆，跟勒深之等五六个朋友“征歌选胜，游宴极谐”（王伯恭《蜷庐随笔》）。陈炽还劝王伯恭“须营菽水，乌得以寒俭鸣高”，推荐他去结识一个姓许的官员”，可见陈炽的热心肠。他也时常跟朋友写信，谈及健康附上药方，关怀有加。当然，堪称生死知交的，终究还是后来为陈炽写下祭诗的陈三立和康有为。
陈炽的书信，留下他跟时人交往的重多信息。这些书信中，既坦露了陈炽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又展现他走尘抗俗的一面。特别是他屡次为亲友寻求帮助，比如《上陈宝箴书》，他向刚去湖北当布政使的陈宝箴推荐一位京中好友为幕僚，目的是为了解决他的生计无着。而在给盛宣怀的信中，他热心为寓沪时认识的买办刘淞山推荐从海船换岗到江船，目的是帮助刘淞山解决缠身的吐血症困境。而他在跟康有为的通信中，也直接劝慰康有为通过上书展示才学、避免私交的公正作风。
综上所述，“天马山庄”是指赣南梅江边一个偏僻山谷，也是指陈炽和父亲一起建造的住宅。陈炽父亲为了躲避乱世，迁到此地开基，试图走到时代前列，走向山外世界，最终培育出神童陈炽。成为维新志士的陈炽，在天马山庄苦读科举，丁忧居留，著作《庸书》，并写下众多林居诗篇。陈炽成为京官之后，和父亲一起扩建山庄，另造起气势恢弘的青砖小院。相对于梅江上游消逝的易堂建筑，“天马山庄”作为名人故居殊为难得，留下爱国爱乡、公忠直谅、清正廉洁、孝悌友爱的人文风范，土屋与砖屋值得一起列入官方保护，开辟成地方性的研学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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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残游记》（刘鄂著，晚清小说）
11、《戊戌悲歌——康有为传》（张健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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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炽研讨会相关通信九封》（赵树贵、曾丽雅等，手稿，1989至1991年）
16、《瑞林文化史料集》（瑞林乡文化站，手稿，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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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四君诗粹》（国家图书馆，影印资料，2022年）
19、《黄遵宪传》（伊茂凡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年）
20、《梁启超传》（周洋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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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义门汉川庄江西瑞金白溪宗谱》（中华义门陈氏大成谱编委会，2011年）
23、《青年变革者：梁启超》（许知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