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斯文贻后起
一
我怀疑自己患上了“路径依赖症”。尽管我知道还有一条更为便捷的小路，可以直抵曹老家里。但我习惯性地跟随车水马龙穿越水泥大桥，把摩托车停在桥头小店，然后从桥头陡峭的阶梯下去，宛延曲折拐到江边小院。
水泥大桥下游不远，就是小城著名的古桥——云龙桥。高挺的白桦树，繁茂的榕树，浣衣的身影，重新打造的古街，仿佛小城的一切都被红色的石桥所牵引，决定了各自的位置与走向。曹老就在古桥头蜗居几十年。儿女各自成家，曹老和老伴仍喜欢这处简朴的江景房。虽然周边屋舍杂乱，房距紧逼，但开门进去，就是独特而自在的家园。一楼是客厅、卧室、厨房、小院，二楼是书房。
我进城工作后，承蒙前辈厚爱曾受邀参观过书房。那密集排放的书籍，为我透露一位文化人何以积学深厚、行稳致远。主人那让我折服的思考能力与学术语感，自然来源于这木质的书架、安静的书房。多少个夜晚，小城有多少灯红酒绿，而古桥头小楼灯火独明，映着主人清瘦的身影。那当然是我向往的生活方式。在绵江边构筑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无论尘世如何喧嚣，有诗书的地方，定会有小城最饱满的、最有韧性的自由呼吸。
但更多的时候，我是作为陪同者，带着外地的记者匆匆光临小院。我一次次坐在客厅里，聆听曹老讲述红色历史文化。我有心无心地听着，仿佛一切与我关系不大。直到有一天，我为创作一部关于陈炽的书，才决定单独拜访这座江边小院。书中的主人公，是晚清的爱国者，正好与我同样来自梅江，成为我自小耳熟的楷模。那一次，我从曹老手上得到五六封书信，书信中记载了他早年与省里专家前往陈炽故乡田野调查的往事。
围绕这位乡贤，我已经读了一年的书。但他的身世仍然有大量的空白。那大概是2022年10月的事情。听到我决心写陈炽，曹老既是鼓励，又是担忧。因为这个人物在北京的史料多为空白，少有记载。而他的历史地位，他的人生价值，恰恰是取决于在京城参加维新运动。在陈炽的故乡，也只有出于俗套近于荒诞的传说。曹老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这些传说，这些书信，只是岁月的证据，无法为他提供学术的拓展，进入文本的建构。而他慷慨地提供资料，当然是出于一种厚望，希望我延续他当年的事业，开拓更大的文化空间。
那个秋日，我坐在曹老的客厅里，一边听他讲当年的往事，一边用手机拍下一页页手迹，以备打印和阅读。得到这批书信后，我发现陈炽这个题材不但打开了晚清的时空，还打开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梅江边的往事。我突然觉得，曹老与乡野遗老的持久通信，本身是富有意味的形象。我更加坚定了从传记转向长篇历史小说。这样可以打开更为宽阔的时空，容纳更为丰富的素材。我要表达的陈炽，不能只止于生前名，还可以有身后事。我更大的理想，不再是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塑造一片故土。但我知道，这种创作办法肯定有悖于曹老的期望。我知道一个严谨的史学专家，对漫无边际的虚构会是多么讨厌。那等于忍看继续为陈炽孳生出无数的传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套路，从来没有让史学家信服。
是的，无论是求真的学术研究，还是求美的艺术创造，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播，类似于翻译家那样，都在追求信、雅、达，只是“达”的路径不一样。而我的“路径依赖症”，再次把我带进了小说领域。艺术塑造的志趣大过了学术研究，尽管前者同样需要后者为基础。史学与文学的壁垒，学术与艺术的对立，研究与宣传的歧异，使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同样也使陈炽的传播留下过无数的遗憾。为此，我对曹老总是带着无言的愧意，书稿完成后我不敢示人，不敢求教。我试图留下自我修正的机会。
半年后，我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曹老的电话，称手上又翻出一些相关的书信，如果有兴趣可以前往取看。那时，我正在利用出差的机会，沿着陈炽的足迹在北京旧城区东奔西跑，以对照那些纸上的晚清。
听到曹老电话中说起旧书信，我当然有兴趣。我在提取陈炽的人生情节时，依赖最多的就是陈炽跟友人的书信。我知道书信最能保留人世的信息、红尘的温度。如果不是陈炽在书信和诗篇中透露的悲欢离合，我或许只能根据年谱进行笨拙的扩写。那显然是糟糕透顶的传记写作。
从北京出差回来后，我选择了一个春天的下午，再次前往这座江边的小楼。尽管担心曹老批评我的创作是南辕北辙，但我还是决定前往。由于研究和创作，跟陈炽有关的一切信息，都对我构成极大的吸引力。
二
在客厅里，我接过曹老泡好的绿茶，泯了一口就放到一边，急切地翻看那些书信。仍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手迹。那怕是单位的公函，也是手写的墨痕，让我对那个年代无端地肃然起敬。
我汇报一样跟曹老说起了北京之行，说起了与陈炽相关的赣宁会馆、军机处、陶然亭、安徽会馆、贾家胡同、瑶林馆，说起那些岁月留下的惊喜与遗憾。我试图让曹老知道我跟他早年一样，是在虔敬的、尽力地靠近一个历史人物。就算路径不一，但是殊途同归。当然，最核心的话题，是谈起了那些书信。特别是陈英锷给他的来信。
我心里猛然一动。上一次曹老提供的资料中，大半就是陈英锷的书信，为此我知道了三十年前的寻访与研讨。上世纪八十年代，曹老陪同省里的专家田野调查，找的就是这位小镇的遗老。这个人的身世太富有传奇意味，以致于我直接把他放进了小说。三十多年前，当曹老出现在梅江边，出现在这位小镇遗老面前时，陈英锷正陷入了晚年的困境。陈老跟专家谈论先祖陈炽，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撑。从梅江到绵江，曹老与他隔山隔水，但心事相通。
转眼间，绵江在人间又流淌了三十多年，流进了曹老的退休生活。在这所临江的小院里，曹老回忆当年的梅江往事，仍然为陈英锷的处境抱以悲怀。曹老对我说，这次又翻到了一些旧信，有一封信讲到他烧伤的过程。我翻开匆匆浏览，果然如此。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陈英锷独自在家中看书。邻村放电影，家中老幼均往观看，谁知道噩运突然降临守家的老人身上。那时，老人家的灯泡离书桌一尺多高，忽然一个落地雷，就听到村里电站发电机的爆炸声，随即灯泡电火四射，老人当即不省人事。醒来才发现跌倒在地，取暖的火笼炭火全倒在脚上，衣裤烧了，腿上肌肉已烧成炭色，直到看电影的人回来才把他救过来！后来，他腿上刮了几次腐肉仍不见好，想去县城医治，但得先缴七八百元押金，无奈借不到钱，只好买些草药敷着，在村诊所里开点药吃着。后来右脚完全好了，但左脚还不行脚踝肌肉几乎烂光，连骨头都露了出来。
正是这些书信，让我看到一位遗老的孤独。他居然把痛苦的经历讲给曹老听，一位研究历史而非研究现实的专家听。曹老当然给予了无限的同情。我在上次的书信资料中得知，曹老确实曾向小镇的领导反映，希望关注陈炽后人的困境，希望给予适当关照。但一个普通干部的话有多大的用处，可想而知。曹老的梅江之行，更多是出于研究。曹老跟陈英锷的通信，始于打探族谱、传说等相关史料，但陈老却仿佛找到了一位知心朋友，趁机把家庭琐事和人生苦水一并倒了出来。而这些，自然也是陈炽的身后事！
像上次一样，曹老提供的书信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信的内容，太有吸引力了！它太有年份了，太有份量了！那是写给专家的信。是遗民野老跟城里的专家在深度交流，为陈炽的事情在对话。他们互相信赖，简直彼此把对方当作陈炽的化身，研究晚清时代，研究一个梅江边的知识分子，到底能不能富国，到底有没有富家。他们写给彼此的信，来面上看是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其实抵达的是晚清。他们寄给彼此的思念、回忆、想象、安慰、鼓舞，其实是在穿越晚清！
陈英锷接受过民国教育，信中的语感自然保留着特有的民国趣味。“曹老师：水口梅江河畔边后，忽逾旬余，谅必身体康泰为颂为慰。别后嘱托的事，现分别叙述如下——”。老人的回复充满客气，礼数有加。诸如“信已收到，我家莳田的后一天展诵后，敬悉一切，承蒙托范同志携来地区志、通讯等共计三本，理宜立即复示，以免老师惦记，请原宥为祷”。又如“夏天已到，天气炎热，希保重玉体，余不多赘言，即祝夏安”。这些客套虚语，在三十年后看来，是多么温馨的礼数，相对于后来的微信表情包，体贴得多。
老人的通信开始是充满功利的。他一次次在信中对专家寄以重托。但老人的信到了后来越来越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渐渐变成了朋友间的聊天。往往讲完陈炽的事，就大段谈起自己的生活、疾病。包括台湾的族人回乡送钱的事情，包括腿上的伤口。也发些老而无用的感慨。
显而易见，老人就像在跟老同学写信一样，非常放松。随便聊点什么，都是巨大的精神享受。跟专家聊天，特别是聊陈炽的事情，已成为老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抽烟的人。这里头有一种心理依赖的味道。甚至可以上升到精神支柱的高度。这位梅江边的遗老，在晚年的穷苦中还有什么欢乐可言？写信当然就是其中一项。
而曹老这次补充提供的书信，有没有新的人间消息呢？我充满好奇。信中讲述的世事，是在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回到家里，我再次把资料打印出来，接续去年的资料读起来。我突然发现，陈英锷老人给曹老的通信共有十来封，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八年，跨度十余年。
我读着这些信，梅江遗老的面孔再次浮上脑海。“曹春荣老师：顷接复示，展诵之余，敬悉一是。承君上月到横背（我家），汝走后方知，老师仓促离开寒舍，未得招待，殊深怅怅。”这当然是熟悉的语调。“先伯祖陈炽名下有三件事要求，前曾申请在案，1、陈炽坟墓未修复；2、陈炽故居被知识青年熊启荣占去，也是未修复完善；3、天马山庄门庭未修复。经费无处作落，拟请上级政府给予拨款支持修建，不足之数当由我等负责，这完全依赖老师和赵君树贵之力也。”这当然是熟悉的诉求。而这些，都在我意料之内，没有超出上次的资料。
但意料之外的，是曹老关于陈炽研讨会的通信。此前，我只知道在瑞金举办的“陈炽与维新运动”学术研讨会，是被《光明日报》等媒体热烈报道过的重大事件。我知道那是陈炽研究的高光时刻，自然也是曹老学人生涯的高光时刻。那是小城对陈炽的厚爱，而且这份厚爱一直止步于此。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前的那场研讨会，居然进行得如此艰难。
三
几十年过去，陈炽的研究和传播似乎有了重大进展。为重新激发小城对这位乡贤的兴致，我屡屡跟人提起三十多年前那场研讨会。是的，一百多年来，国内关于陈炽的研究，经历了专家零星阐述、地方集中研讨、博士专著论述等阶段。但让我不解的是，自1990年省、地、县联合召开陈炽研讨会之后，陈炽研究宣传在小城一直处于微弱无声的状态。
我知道，对陈炽的研究只能是曹老人生中极小的一部分，而这与小城突出红色历史文化有关。陈炽尽管是小城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无法成为显学。这么说，1990年的研讨会倒像是一次意外。而为了这场“意外”的研讨会，曹老当年无疑是颇费心力。曹老当年的奔忙，自然是为了告慰先贤，自然希望能以此答复陈英锷一封封书信中的厚望。
如果不是曹老提供的书信，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举办陈炽研讨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曹老精心保存的书信中，除了陈英锷的，就是跟省、地区专家的通信。这些书信的话题，主要是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的结集出版。
为历史人物召开研讨会，多是借历史人物之名提升地方的美誉度。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发展策略。曹老作为小城一线的研究专家，注定成为这次活动最重要的发起人和召集者。他原是普通的乡村老师，1981年秋调进县城，先后在文物普查办、文化馆、县志办工作，对陈炽研究颇有建树。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是他心志所在，是一位后学向乡贤致敬的心愿所在。但官方的研讨会，多着眼于活动，注重的是仪式。一言以敝之，是为了宣传，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地方，这也是形象宣传与学术研究可达成的共同目标。而对于曹老这样的学人来说，也殊为难得。但谁知道这背后，曹老经历了那么多的无奈与尴尬！
最大的无奈，是早年跟同曹老一起参与田野调查的人，竟然无缘赴会。我翻看了一下资料，至少有五六封信在跟曹老说起抱歉与遗憾。省社科院赵树贵、曾丽雅，就因故未能与会。当时，《陈炽集》尚未出版，他们两人作为编者，自然也是资料的集成大者和重要的研究者，也为研讨会贡献了颇有份量的论文。然而，由于研讨会定在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活动互相冲突，导致他们无法成行。
会后十多天，曾丽雅给曹老写信说，“这次陈炽研讨会，我本来是准备去的，实在也是应该去的。可是我们编辑部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也恰好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由于是大庆，所以比较隆重，省里的有关领导也请了来，像赵增益、傅雨田等，而编辑的年青同志下去锻炼（时为2年）了，会务人手不够，因此我就留了下来。”她给曹老写信，为未能出席而遗憾，为会议开得很成功、气氛很活跃而高兴，向长期筹备和顺利举行而劳碌奔波、辛苦工作的同志致谢，同时为托人带去的会议材料及纪念品表示感谢。当然，重点还是答复会议报道的事情，以及文稿的着落问题。
也许在曹老的劳碌奔波中，有个小小的心愿：借助研讨会，早年那些一起去梅江边田野调查的同志，正好有理由在小城相聚，畅谈情谊和未来。但是，这个愿望居然落空。曾为小镇文化站干部的范家模，这时已是一乡之长，而不再是当年陪同调研的普通干部。他也像曾丽雅一样写信表达歉意，跟曹老说，“几次的通知均已收到，本想与你面晤，可几次会议都因联系有关事情耽误，很对不起。鉴于今冬的各项工作较多，各项任务繁重，此事真感到力不从心，会议也无法出席。真辜负你的一片心意，很抱歉，多原谅吧！”曹老收信之时，或许少不了对人间事一声叹息！
另一个应该参会的人物，是陈炽的后人陈英锷。他一直跟曹老保持通信，而且为陈炽身世的廓清提供过重要资料。曹老自然不会忘记他。但从书信中看来，他也没有参加研讨会。陈英锷得知省、地、县联合召开陈炽学术研讨会，非常激动。他接到曹老的通知后，当立即往丁陂、下坝、瑞林圩等地，请各中学老师和社会人士撰写陈炽研究论文。但大家的反馈让他悲伤，“皆说关于陈炽的著作未获阅读，不明了他学术的内容，苦无资料，无从作手论述。的确是连我也没有看过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四君子诗集》等书，我拟想执笔撰述，但脑海里空虚，实无法书写。”
事实上，曹老邀请英锷出席，并非希望他提供论文，而是作为陈炽的后人出现。这位梅江边的遗老，哪怕讲一些琐碎的传说，也是在建构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能为陈炽的研讨会添彩。而陈老难以出席的原因在信中也有透露，那就是无钱难倒乡野之人。“关于陈炽学术研讨会，来往的旅差费，均说原单位报销，很成问题。尤其社会人士，实难筹措，因此参加此会的人定然稀少（瑞林、丁陂、下坝等乡愚无人参加）。”
多年以后，曹老为陈英锷寄去一本《陈炽研究论集》，作为研讨会的纪念，作为对陈英锷念叨先祖的安慰。陈英锷自然不失礼数，给曹老写了最后一封信。第二年，这位老人就离开人间，带着他诸多并不圆满的心愿。他在信中说，“现在我因患重病，手脚都失去了活动能力，连吃饭都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叫我二儿贤湛给你回信，并向你问好”。短短的几句话，让曹老隐约知道，这或许是朋友的永诀！
四
三十年前那场研讨会留下的成果，最直观的自然是那本《陈炽研究论集》。，有一次，我在单位的藏书柜中看到了它。淡蓝色的封面，篆体字的书名，瘦小，像曹老一样经历了时代的风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打开过它，但我想打开它的时候，它突然失踪了，原因是单位用房进行了腾挪搬迁。
谁知道呢，在那场隆重的研讨会后，这本集子居然一直成为曹老的心病。他为论集的出版再次奔走呼号、费尽心力，直到台胞的支援才得以落实。
那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县城举办研讨会之后，似乎已达到了宣传的效果，而对于论文的结集并未在意。何况，那次研讨会已经耗去不少财政的钱。可以想象，嘉宾吃住，资料印刷，纪念品发放，承办这样一场全省的学术研讨会，小城是尽力了，够对得住这个历史人物了！
如果不是曹老提供的书信，我并不知道当年的经费会如此吃紧。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官方的文化活动动辄上百万上千万，为此我完全无法想象曹老当年的困窘。省社科院，是活动的举办单位。而据赵树贵给曹老的信中说，他们单位四人参会，仍然缴纳了五百元会务费。
最让曹老在奔忙中感到难堪的是，这次会议缺少研究的材料。会前，县里以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向中华书局去信，“希望赵树贵等同志编辑的《陈炽集》一书能够及时出版问世，为会议提供一些宝贵资料”。但书局在公函中答复说，“积压书稿过多，亏损严重，此类书稿实难优先安排出版，贵处希望能够在近期得到《陈炽集》一书，恐难以如愿。专此奉复，敬希鉴谅。”事实上，《陈炽集》直到七年之后才出版。
如今，我在决心写书的时候，已能顺利地见到一本本陈炽的著作，比如张登德《近代思想家丛书*陈炽卷》，比如张登德博士论著《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比如《续富国策》精装影印本及《庸书》精装影印本。无论是孔夫子网，还是小城的民营书社。它们会如此轻易地走向你，如果你对陈炽有兴趣的话。而在三十年前，在瑞金举办“陈炽与维新运动”学术研讨会，竟然连正式出版的文集和专著都没有。可以想象，曹老在困难重重中奔波劳碌，实在是陈炽研究传播的开路之举。
出版《陈炽研究论集》，曹老曾经想让省社科院帮忙，既然社科院是主办单位之一。但是，曾丽雅的回信中说出了当年文化出版的集体困境。曾丽雅告诉曹老，“论文结集出版的事情，我们也感到很难”。原来，省社科院也寄希望于会议能筹到一笔资金，连开会带解决出专集问题，但是，她看出来了，要县里解决后续资金已经不大可能。
同样，《江西社会科学》杂志出专辑也不大可能。曾丽雅在信中告诉曹老，自前年（1989年）开始，就基本上以创收来解决出刊经费，院里每年只拨一万多元，只能出一期略余。创收的途径主要为两个，一是出专辑，二是搞顾问版面。1989年曾为会昌、萍乡、景德镇、南昌等地出了4个专辑，每个专辑一万五千元左右。后来省里不允许这样出专辑，省里批准的专辑全年只能出一份，所以就以搞顾问版面为主，创收下来年终出现两万元赤字。编辑部的创收任务艰巨，要为陈炽出专辑，就算是只要一万元，也是难以解决的。
曾丽雅在信中跟曹老建议，最好把陈炽研讨会论文送到县政协，以“文史资料”出版。她悲怆地对曹老说，这是最下的一着棋！可想而知，曹老当年拆看这一封封书信，心里涌起多少无奈和悲凉。但这份悲凉，并没有让他将这些书信付之一炬，因为这也是时代的见证！如今，这些见证果然带给后人非同小可的震撼。看来，曾丽雅所说的“最下一着棋”也未必走得通。印刷经费的解决，曹老最后还是依靠了瑞金旅台胞的支持。
在小城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一直未曾接触“瑞金旅台同乡会”这个群体。刚进城工作时，在塔下寺的革命烈士陵园散步，看到台胞捐建的一座“绵江亭”，我异常吃惊。因为陵园寄放的英灵，与台胞所在的军政当局曾经是对立的。而通过曹老留下的一封信，我才知道海峡两岸的乡贤有着怎样的同胞之情。
一九九三年三月卅日，在给曹老的复信中，台胞谢子清对瑞金举办的陈炽学术研讨会表示了肯定。他觉得，“大体对戊戌维新的引论，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甚有价值。诸位学者也尽了最大心力，实属难得。”但是，他对大陆研讨会的方式感到奇怪。他说，这次研讨会，“大多是以自我预设的观点，引用材料证实自说而立论，此种研究方法，则与台湾史学家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若要研究陈炽，则先广为蒐集陈氏著作，及晚清及民国近代史料，或官方档案，分类剪裁，由参与者分工，细为采集，自己不先自设观点立论，由主持人综合各家意见，分成若干子题，召集执事者及史评家开会，综合研讨分析，做成结论，然后撰文。”
也就是说，在这位台胞眼中，这次陈炽研讨会更像是一场“读者分享会”。其实这是大陆屡见不鲜的“论坛”模式。专家出场，媒体报道，用新闻思维来包装，宣传效果是终极目标。曹老至所以遇到出版难题，还是研讨会本身。官方是为了宣传，而曹老是为了研究。按台胞的看法，研讨会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
可想而知，那次研讨会的成果台胞并不看好。谢子清在信中直接说，论集想要在两岸发行有些困难，首先是“现有材料（论文），在台湾瑞金较著之学者，如周春堤、曾守汤、钟隆津、李乐俅、黄嘉焕、朱学瑗等，必有意见”。显而易见，历史研究在台湾有着另一个传统、另一种风格。这也说明陈炽在台湾同样为乡贤所关注和研究，只是他们的成果和结论不同于大陆。就像曹老留存的书信中，汉字有着繁体与简体之别。
幸亏台胞答应了经费问题。谢子清提出建议，“所需印刷费或可由台湾瑞金同乡会开会决议支付，集费容易”，“以劝募方式筹措比较困难”。同时谢子清说，在台湾这些会议论文发表印书，“除非是有显著地位之专业性学者”，“传记出书，必甚严正”，这反映了台湾出版业的另一个侧影。
后来，谢子清直接慷慨解囊，《陈炽研究论集》在1997年最终得以印刷，但仍然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曹老作为主编者，自然费尽心力，但成果得以面世，劳累之余尚有安慰。三十多年过去了，陈炽研究在全国有了动静，但在小城仍然没有成为显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似乎一个断奶的孩子，突然停步在曹老奔忙的脚步前。这是我等后学为之感到伤感的地方。
当然，曹老感到欣慰的是，国内有不少学者还在研究陈炽，山东师大的张登德博士就对陈炽有深入研究，并与曹老取得联系。曹老自然慷慨提供各种资料，包括瑞金旅台同乡会编辑的《瑞金文献》。我由此看出来，陈炽作为散发过光和热的文化巨人，正吸引全国各地一代代研究者。而每一位被陈炽吸引的文化工作者，都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如果我也算，自然不会另外。
我为此精心收藏着那些书信。虽然它只是打印的形式。在我新房的书柜中，我把它与那些读过的陈炽著作放在一起。我希望有一天它会迎来一位新伙伴。那是我的致敬之作。它们站在一起，从而显示出托举与被托举的形象。那些复印的资料，多像是一只托举的手掌！
翻看完资料那天，我又想起了曹老的江边小院。那天，我带着曹老慷慨提供的史料，再次望见了那座古桥——云龙桥。那是一座建于清代的石桥，经过历代的修复，它仍然为绵江两岸的行人提供交通的便利。当然，它更多时候成为一道小城的历史景观，融进小城正在推进的古城建设项目。而古桥边的曹老，一位陈炽研究的先行者，也跟这座古桥一样躬身江边，渡人无数。
那天，我带着曹老的资料，匆匆离去。薪火相传，我无论能否接好，但我会努力接稳。那一刻，我不由想起了陈炽的诗——《和李芋仙先生六五初度自寿诗，元韵七律》。这也是瑞金“民国状元”周邦道精心收录贡献给《瑞金文献》的文史资料，也是后来经曹老之手贡献给张登德博士的珍贵文本。至今读来，我仍然能充分感受到一代代后学对前贤的致敬之心：
生才休叹不逢辰，海国长留太古春。天以斯文贻后起，谁教循吏作闲人。等身著述直追古，投老风怀莫厌贫。想见觥筹交错处，诗成击钵已三巡。
岂有朝南暮北风，思公无尽更怜公。艰难时会天何意，寥落心情我亦同。骥足腾骧风影里，狼烟迢递月华中。盈盈此水今杯勺，望断双鱼渤澥东。